（原标题：对话邢予青：为什么日本这么重视旅游业）
文/宋笛 邹卫国
2025年，“扩内需”与“反内卷”成为中国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两条政策主线。一方面，“两新”“两重”等政策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另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调整与规范政府行为，则聚焦破解企业和政府层面的“内卷式”恶性竞争。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认为，政策在“扩内需”“反内卷”领域已逐步取得成效，但如要持续改善，需要观察内需不足与“内卷”加剧的深层原因，并据此作出调整。
在需求不足问题上，邢予青认为，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国消费者已经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应该是消费发展的空间。这类新需求需要高知识、高技能的人才用聪明才智创造供给，而新的消费需求本身也能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但由于过去相关监管政策不完善、地方政府重视不足等原因，这些消费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相关高端服务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邢予青说：“如果我们不发展高端服务业，那么有资本和房子的群体就会越来越富裕，而有技能、有才能的人的收入就涨不上来，提振需求的难度就会更大。”
在“反内卷”方面，邢予青认为需要重视地方政府不合理的产业政策对“内卷”的推波助澜，“要回到产业政策中寻找‘反内卷’的答案”。
邢予青已持续关注全球价值链十余年，2022年他出版的《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中提到：“为了平衡风险，跨国公司将对价值链地理分布进行重新调整，这将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的轨迹。”这一判断与目前中国企业出海及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高度契合。
邢予青说，要摆脱“内卷”，各方要改变思路，不能再以“产能”作为衡量工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更要关注企业创造的价值。“真正的中国全球化企业不应只是‘车间主任’，而应该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龙头企业。”
扩内需，要让有才能、有技能的人赚到钱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问题？
邢予青：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消费方面的供给主要还停留在“吃喝”方面。比如现在很多城市发展文旅时，建起了规模巨大的夜市，可里面的吃食却大同小异。在经济条件差的时候，“吃”很重要；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对单纯地“吃”不再感兴趣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消费者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才应该成为消费发展的新空间。
“调查新闻”提供的服务就是其中一种，除了天气预报和快讯，读者更想知道一个事件背后的故事、背景。“调查新闻”是一种需要知识和创新的“信息服务”，做调查报道需要投入大量智力劳动，要经过策划、采访、摄影、写作、编辑等多项工作流程，提供了大量以技能、知识为基础的就业岗位。
这类具有高技能、高知识含量的就业群体就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包括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牙医、药剂师、护士、顾问、建筑师、设计师等。这些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就业人群的培育不仅能提供大量新的消费供给，也能创造大量需求，是扭转内需不足的关键。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我们在这些领域发展比较慢？
邢予青：因为要发展高端服务业，需要一个更适宜的社会氛围和监管环境，要进一步调整部分领域的监管政策、提高部分领域的服务供给质量。
以旅游业为例，近年来中国旅游的人很多，很多城市改善了旅游基础设施，但诸如跨境支付等老问题依然存在。当外国消费者来到中国后，他们会发现习惯用的支付系统无法使用，很多店铺又变相不接受现金支付。前段时间，我在上海地铁站就碰到一个外国人，因为要赶飞机、不知道怎么扫码购票，很着急地说“我不是中国人，帮帮我”。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叫交易成本，如果来中国旅游的交易成本过高，就会影响外国游客来这里旅游的决策。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支付系统对海外常使用的Visa、Master等兼容性较高，正在推广的通用二维码对各个支付平台的兼容性也很高。
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监管政策也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诸如街头表演、脱口秀等文娱领域的监管，可以进一步调整和放松。
反过来，对有些领域的监管还要持续加强。医美行业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能创造大量高知识、高技能的就业岗位，但因为监管不严、行业鱼龙混杂，导致很多本应由专业人士提供的服务，被非专业人士以极低的成本提供了。这不仅降低了行业的价值，也给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带来了危害。
经济观察报：日本这两年旅游业很火热。
邢予青：日本旅游业大发展是从2013年安倍晋三执政后开始的。当时日本一年的海外游客是800万人次，安倍晋三一项重要政策是让日本旅游业快速发展。在安倍晋三执政前，日本曾经定下了一个2020年访日游客要达到2000万人次的旅游业目标，这个目标提前五年就完成了。2015年，日本又制定了一个一年访日游客达3000万人次的目标，至2019年目标也已经达成。日本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是年游客要突破6000万人次。
经济观察报：但对很多地方政府，费心发展旅游业不如上马几个工业大项目，对经济增长更立竿见影。
邢予青：相较工业项目，旅游业等服务业带来的不仅是GDP增长，更是一种更普惠、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模式。现在的工业大部分都是资本密集型，资本投入作用更为突出，一件产品100元的收入中，人工成本可能占比不到10%。而服务业普遍更依赖人的作用，需要人有创意、有价值地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也能获得更多回报。如果我们不发展高端服务业经济，那么有资本和房子的人就会越来越富裕，有技能、有才能的人收入就涨不上来，提振需求的难度就会更大。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短板是需求不足，这既有收入的问题，也有供给的问题。服务业既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也能通过优质供给创造很多新的需求，这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很重要。日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本质上是因为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外国游客带来新的需求。
经济观察报：日本当年也经历过基建、房地产投资的高峰期和工业的大发展时期，他们是如何转变思维，意识到服务业重要性的？
邢予青：日本大基建时期是始于原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制定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当时日本的高速公路和高铁非常少。“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中的一项就是建设日本的高速公路网和新干线网。然而，执行过程中存在过度建设的问题，比如在一条河不远的距离内建造好几座桥，再比如一些很小的城市也建有美术馆和公民活动中心，财政投入对GDP拉动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浪费越来越大。
我是1996年到日本的，当时就发现日本有很多建设得很好的设施没人用。比如，当时日本建了大量的滑雪场和高尔夫球场，泡沫时期一张会员卡要1000万日元；但泡沫破灭后，有消费意愿和能力的人快速减少，很多滑雪场都关停了。
正是在“大量投资产生大量供给而需求不断下降”的现实倒逼下，日本意识到服务业对提振长期需求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人用，投资再多也产生不了价值。因此，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开始不断推出政策，提升日本跨境旅游的吸引力，比如改进签证政策等。
这些年日本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和日元贬值有关，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推动。如今，旅游业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就业岗位，也让一批泡沫时期形成的基础设施物尽其用——现在滑雪场人很多了。
“反内卷”，要调整产业政策思路
经济观察报：今年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反内卷”，你是怎么理解的？
邢予青：要理解“内卷”可以研究外卖市场，前段时间外卖市场打价格战，很多时候都低于成本价了。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是否应该规范？
竞争本身甚至价格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至少不能低于成本。比如一辆特斯拉的毛利率大概在22%—23%，在这个利润空间内的降价就是合理的商业竞争。如果一个行业长时间低于成本竞争，很难说是一个健康的商业形态。
价格战与另一件事有关，供给过剩。这也是我们要回答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度有400多家电动车制造商？为什么其中有很多企业一直在亏损，还能继续存在？这些奇怪的现象可能要回归到产业政策中找答案。
经济观察报：你在2016年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不是产业政策的优等生》，那一年中国也曾围绕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有过一次非常广泛的讨论。
邢予青：现在经济学家已有了定论，日本的产业政策并不成功。最著名的例子是1961年，通产省曾计划把日本汽车制造商缩减至３家：一个制造家用汽车、一个制造特殊汽车和一个制造微型汽车。而如今享誉全球的本田当时就属于通产省计划取缔的对象。事实证明，本田不仅能造汽车，而且竞争力很强。
经济观察报：日本政府只允许三家汽车厂制造汽车，为什么本田还能制造汽车？
邢予青：因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不是准入制的，不会强制某家企业不能造汽车，只要符合相关标准，就可以从事这个领域，只是没有产业政策支持而已。
经济观察报：你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中，提到“过去40年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孕育了中国的出口奇迹”“全球价值链战略并非没有风险，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很容易扰乱全球价值链的平稳运行”“为了平衡风险，跨国公司将对价值链地理分布进行重新调整，这将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的轨迹”，这和目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趋势是一致的。
邢予青：是的，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而且还会持续。
经济观察报：这些企业出海后，会对国内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邢予青：这些企业并非完全离开，而是与国内供应链有紧密联系。以我6月去的一家企业为例，这家企业在印度设有分公司，公司有200名员工，一年的销售额接近一亿美元，其中80%的零部件从中国进口。
企业在当地主要是轻资产运营，用的主要是一些已经完成折旧的二手设备，即使当地营商环境有变化，损失也小。企业目前运作得非常好，本土化做得也很好，二百多名员工中只有一名来自中国的高管，其他全是当地人。今年这家企业有两百个外派高管的申请。
这也是企业全球化的另一个益处，能够提供一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海外就业机会。去海外工作会成为年轻人未来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这些管理岗、技术岗才是中国企业出海真正应该提供的就业岗位，而不是招一群工人出国住集体宿舍、赶工期。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跨国公司数量如何，有很多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吗？
邢予青：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有一大批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一家真正的全球企业要具备很多能力，比如品牌建设能力和核心技术，它们应该是全球价值链的龙头企业，不能只是一个“车间主任”，埋头做生产。
其中也有很多误解，比如有些人认为集成能力不重要，集成能力强的企业没有核心技术，不是价值链的上游。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单个零件再伟大，也只有集成在一起才会产生效用。比如，芯片很重要，但也只有装入一部手机，进入到千家万户，才能变成“有用”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最终产品的企业要具有一系列的能力，比如供应链能力、品牌能力、定价能力、创新能力、市场能力等，这些是真正的价值链龙头企业应该具有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联想是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
经济观察报：中国企业出海、跨国企业发展的过程是否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空心化”，就像美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邢予青：一方面，这是一个产业发展难以避免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和AMD。2010年AMD将制造环节分拆出去了，只专注设计环节，现在发展要远好于一体化的英特尔。在制造工序如此复杂的今天，一家企业专注做一两个环节就好了。
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能力不断发展的一个客观结果。为什么亚洲人，特别是东亚人擅长制造，因为制造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东亚国家在这两个方面特别有优势。但设计、品牌需要更强的创新能力，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有些短板，现在也开始具有竞争力了。
这对中国并非坏事。在钢铁、原料药制造等领域，中国维持现在这样大的产能规模所付出代价太大，这种代价包括能源、资源、环境等多方面。
经济观察报：但如果减少这些领域的产能，我们要如何保证工业在GDP占比中维持在合理区间？
邢予青：这就要回归到价值链的含义了。实际上，之前我们发展工业，更多关注是产能，但现在看更重要的是产业能带来多大的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生产一个车垫价值6美元，出口到美国加上关税变成18美元，批发商加价到30多美元，零售商再加价到89美元出售。一个产品真正创造价值的大部分都在流通环节，只专注制造环节是没办法获得高收入的。中国工业企业现在有能力建设品牌，也迫切需要获得品牌和服务带来的高附加值。
经济观察报：这意味着要保持工业占GDP中的占比，不一定要通过扩大产能的方式来实现？
邢予青：对。只有把产品和品牌做好，才有形成溢价空间，企业也才能获得利润。回到“内卷”问题，其本质是大量产业扎堆在低利润的制造环节，迟迟无法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由于缺乏足够的利润投入生产改进，导致产品质量不升反降，价格竞争越发激烈。但这种价格竞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像光伏、钢铁等多数“内卷”行业的需求弹性很低，不会因为降价就能明显扩大市场空间。所以“反内卷”，从微观层面看，就是要让一批企业勇于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经济观察报：日本也曾经历过数次水泥等行业的去产能，包括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短期豁免反垄断等，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该如何推进部分行业的“反内卷”？
邢予青：首先，如果很多产能扩张是政府行为推动的，那么应该立即停止这些行为，让该出清的企业快速出清；其次，在电动车等领域，应该进一步鼓励兼并重组。
更深一层，要想不再出现“内卷”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约束和调整地方政府的行为。这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首当其冲就是调整税制。比如增加消费税在地方财力中的贡献，减少增值税的贡献比例。
以啤酒行业为例，按照现在的税收激励机制，啤酒消费地是收不上来多少税的，只有生产啤酒的地方才能收上税。因此，全国各地才有近百家啤酒厂。地方为了维持啤酒厂运转，也有动力建立市场壁垒，阻止其他地区的酒流入。
在目前的税制体系下，地方政府天然更关心生产环节、忽视消费领域，有动机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制造企业在本地投资，甚至设置地域壁垒。这些行为既不利于当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也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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